陶景洲：中国企业“走出去”经验与教训

2015年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海外投资国，然而迈向国际化并不简简单单仅是走出去，面对当前趋紧的贸易保护形势，中国企业需要总结“走出去”中的得与失，以国际视野审视海外投资，以长远发展目标实施国际化战略。

  方远上海报道

  5月29日，尼泊尔取消与中国三峡签订的15亿美元水电站协议；最新当选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宣布，将重新谈判由中国承担的东海岸铁路项目，该项目涉资550亿马币，由中国交建承建、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贷款，是马来西亚最大的项目。

  “伴随‘一带一路’倡议的提出，海外投资又变成一个热点，但最近发生的这些海外投资因种种原因中止或者停止，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企业‘走出去’。”陶景洲在上海法律与金融研究院主办的鸿儒论道上表示。

  陶景洲，作为北大77级法律系一员，与众多同学一样，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法律的建设与发展，树立了一面大旗。北大法律系77级被称为“黄埔一期”，有国务院总理李克强、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、刑法学权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、物权法起草者之一的民法学家郭明瑞等等。

  “改革开放，是中国天翻地覆的重大事件，当时对这一事件的认识并不是这么深刻，上世纪80年代不会想到，现在的中国会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”陶景洲近日接受《中国房地产金融》专访时表示，许许多多如北大法律系的一批人，赶上了需要人才的时代，赶上了改革开放，他们不仅见证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，而他们就是这四十年的历史。

  陶景洲的律师生涯，其学术与实务建树并举，在国际商事仲裁和国际兼并与收购领域蜚声中外，曾任美国高特兄弟亚洲区执行合伙人和全球董事会成员，现任美国德杰(Dechert)律师事务所亚洲业务执行合伙人。

  长期为全球500强企业提供海外投资、并购、战略发展、解决争端等法律意见，也为中国企业“走出去”开疆辟土提供法律护航，深度参与并见证中国企业海外战略布局。陶景洲表示，无论国企还是民企，响应“一带一路”倡议，企业应当吸取过往“走出去”的经验与教训，审慎选择投资项目及目标国，充分论证和准备应对政治、法律、经济、文化冲突等各类风险。

  中国企业“走出去”之路

  中国对外投资额的快速增长始于2004年，商务部在《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》中表示，支持和鼓励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赴境外投资开办企业。而在此之前，1999年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正式提出实施“走出去”战略，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把“走出去”作为四大新战略。

  自2005年开始至2015年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增长超过8倍，按流量计算，2015年超越日本跃升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。截止到去年末，共在全球174个国家和地区实现投资1200.8亿美元投资。

  在陶景洲看来，中国企业“走出去”、海外兼并收购的历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：

  第一阶段，改革开放后到2000年左右，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案例是，1992年首钢斥资1.2亿收购秘鲁国营铁矿——马科纳铁矿。

  第二阶段，2000-2008年，典型案例如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事业，中投收购黑石集团股份。

  第三阶段，中国海外投资增长最快的时期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到2016年，这一阶段也是增长最迅速的时期。

  第四阶段，2016年到现在。2016年上半年外汇储备快速减少，令我们对海外投资重新考量，“我感到这是中国海外投资反思的过程”。

  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，2018年第一季度，中国对外投资行业结构进一步优化，非理性投资得到有效遏制，对外投资主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、采矿业等，房地产业、体育和娱乐业没有新增项目。

  商务部所提到的“非理性投资”，是指企业在境外并购投资中，因对目的性和必要性等基础工作研判不够，有些并购项目并没有做充分论证，急于做大做强，还有一些跟风炫耀的非理性因素驱动。

  2016年12月，国家发改委、商务部、央行、国家外汇管理局四部门负责人表示，关注近期在房地产、酒店、影城、娱乐业、体育俱乐部等领域出现的“非理性对外投资”的倾向，以及大额非主业投资、有限合伙企业对外投资、“母小子大”、“快设快出”等类型对外投资中存在的风险隐患，建议有关企业审慎决策。

  九个月之后，2017年8月，国务院下发《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，对企业对外投资方向进行更为详尽的规范：鼓励、限制、禁止三类境外投资活动，其中涉及“在境外设立无具体实业项目的股权投资基金或者投资平台方式(SPV)”面临更严格的审批。

  针对收紧的境外投资，陶景洲认为，部分原因来自企业境外并购中暴露出的风险因素，实践中并非对所有项目都进行了充分细致的前期工作，有些企业并购是“蛇吞象”式的大规模并购。

  经验与教训

  在近年的“走出去”案例中，并不是因为单一的额度递增让成功概率高起来。

  2004年上汽集团5亿美元收购韩国双龙汽车48.92%股权，最终失败告终。中铁波兰项目因低价竞争、环保问题导致成本上升而蒙受损失，以致多个中波项目搁浅。

  时任中信集团董事长的常振明2010年在财新峰会上说，在海外投资时，必须要坚持商业原则，保证项目有合理的盈利空间。“商业谈判，不能跟国内做项目一样，互相压价，压到最后没有利润空间了，这样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。”

  陶景洲总结“走出去”的经验与教训，认为企业需要全面评估审批溢价、调整投资心态、直面境外审查与坚持商业原则，以及正确审视收购后面临的风险。

  在过去的境外投资项目中，中国对海外投资项目的审批造成了很多项目上的审批溢价，这也是为什么说中国企业买什么什么贵、卖什么什么便宜，甚至在竞标一个公司项目时候，卖家为了卖出一个好价格，故意让中国企业连续投标。

  为什么会出现收购价高于其他欧美竞争公司？陶景洲解释，因为在审批过程中，有审批通过或者不通过的可能，这其中的风险到底有多少，卖家会承担多少风险，就会让卖家提高价格